白癜风是否可以根治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170807/5602607.html作家何伟（PeterHessler）曾作为英语老师和《纽约客》的记者在中国呆了十几年。他的非虚构三部曲，从《江城》、《甲骨文》到《寻路中国》，都是细致观察中国的人和事的佳作，也启迪了一大批中国非虚构写作者。年，何伟携妻子和双胞胎女儿去到埃及，一住就是五年多，他用自己五年多的观察，写出了《被埋葬的：埃及革命的考古学研究》（TheBuried:AnArchaeologyoftheEgyptianRevolution）。
有一次，何伟问一位在埃及经营内衣店的中国商人是怎么评价埃及的。中国商人的回答令何伟震惊。“埃及男女太不平等了！”中国商人很激动地说，“埃及想要发展，首先需要男女平等，比如允许女性出来工作。”
何伟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视角。他不像很多西方记者那样，只对埃及做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地观察，他乐意深入社会的肌理，与底层老百姓交朋友，去看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埃及的复杂面。一家人在埃及生活五年多，双胞胎女儿从襁褓长到上小学，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埃及人。他在中国十多年的游历，也给了他有别于其他西方记者的“眼睛”，拿中国的发展对比埃及的停滞，用中国的历史比照埃及的历史，到埃及闯天下的中国商人的敏锐灵活反衬了埃及过去几十年以西方援助为主的因循守旧，每每别开生面。
中国商人眼中的埃及
在埃及经商的以浙江人居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浙江商人开始往埃及倒腾商品。《被埋葬的》记述了其中一个商人的故事，他第一次到上埃及，带了内衣、珍珠等几种商品，结果发现内衣卖得特别好，就开始专注内衣生意，除了从中国进口内衣，他还开始在埃及腹地开设内衣零售店。
中国人经商最常见的就是夫妻档。男人负责供货，与当地人打交道；女人负责看店，招呼女性顾客。既然选择内衣作为行当，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都练就了一套“好把式”，只要瞄一下顾客的身材，就能拿出合适尺码的内衣。
在男女有别，传统女性都用头巾把自己包裹严实的埃及，这种中国商人夫妻档开的内衣店带来了极大的反差。来逛店的女性顾客并不介意男老板看店。埃及人开店，男性如果和女性顾客打交道，总是免不了有“性暗示”。中国男老板可没那个闲工夫。内衣店的火爆，也从侧面凸显了女性在埃及的被压抑。新娘在未婚夫、母亲甚至弟弟的陪同下一起买内衣的情形比比皆是。在埃及，内衣算是新娘的嫁妆，由娘家支付。新娘会一次买上几百美元的内衣嫁妆，这种采购的阵仗连美国人也比不得，埃及人却觉得很正常。在埃及，新娘出嫁后一般就不再工作了，成为家里的“玩偶”，“玩偶”与新娘两个词在埃及阿拉伯语里是通用的。
中国商人的夫妻档给埃及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带来了新风气——男女平等的新风气。在店里打工的埃及女帮工（大多是出于无奈才打工的，这样的女人常常找不到婆家）也认为中国人直接、有干劲、不会骗人。她们吃惊地赞叹着中国老板夫妻俩的平等——什么事情都商量，也会吵架，但是绝不是男人只想着主导女人，对女人颐指气使。这和埃及不一样。七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巨大解放，跳出中国“语境”之外，又更突出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在埃及打拼的中国商人对埃及宗教、文化、语言、习俗的无知。他们大多数出国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正式学过阿拉伯语，没有那家内衣店里有阿-汉词典。他们能应付的阿拉伯语都是在生意中学到的。因为打交道的大多数是女顾客，中国商人无论男女，阿拉伯语都有着一种“女性腔”，汉语里是没有对应的词性或者特别表示尊卑的敬语的。
这种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让中国商人可以更好地做内衣这样敏感的生意，因为他们可以超脱于阿拉伯的乡土社会生活，他们做起生意来会更就事论事、更纯粹。客户光顾过后，丝毫也不必担心他们去嚼舌头。
浙江商人之间有属于自己人的“生意经”。他们担心在埃及扎堆陷入不良竞争，于是像捕食动物一样，沿着尼罗河上溯，在不同的居民点圈地，划出各自经商的范围。根据居民点人口的大小，圈地的范围从二三十平方公里到四五十平方公里不等。靠着卖内衣赚得了第一桶金后，浙江商人又投资了塑料回收项目，内衣店则交由嫁了人的女儿继续打理。
这边生意正做得热火朝天，埃及的经济状况却在年之后急转直下，埃及镑五年之间贬值了三分之二，采取外汇管制，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再赚钱，很多人只能选择离开。这是生意人的无奈。他们可以不去深究当地语言文化，依赖自己的商业敏锐度把生意做起来，但是大环境动荡时也只能做一叶扁舟。
用中国模式衡量埃及经济
缺乏男女平等，是中国商人对埃及社会、经济一针见血的观察结论。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被解放，是埃及经济的一大软肋，另一软肋则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
埃及拥有九千万人口，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人口的比例一半多。尼罗河贯穿国境，很容易建设路网等基础设施；国家毗邻红海和地中海，控制连接欧亚最重要的贸易通道苏伊士运河，埃及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如果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的视角去评判，埃及一方面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拥有非凡的地理优势，可以轻松复制中国或者东亚的发展模式，如果能有效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潜能是巨大。
然而现实却是，埃及的GDP在年全球排名第43位，只相当于黑龙江省，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6%，远低于中国的30%的水平。
为什么埃及很难拷贝中国的发展模式？
对比埃及和中国，会发现在宏观经济社会数字上，两国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做到了基础教育普及，农民工至少有初中水平，很多还读了高中。他们进入城市后，马上就能投入组织有序的体制中，在工厂里从事有明确分配的工作。他们从舍友、同事和媒体了解资讯，不依赖村子内的长者或者亲朋好友，因此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也有机会学习系统和流程。很多人都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生产线上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也并不掩饰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开厂的雄心。
中国的基础条件，埃及是不具备的。埃及的基础教育一直缺乏足够的投入，公立学校人满为患，孩子只能分成上午、下午，上半天的学；因为阶层分化严重，中产以上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用英文或法文教学的私立学校。埃及年轻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中国要低很多，低收入家庭女孩不识字的情况仍然很普遍。
埃及城镇化的过程也与中国迥异。简言之，中国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埃及则是在大城市内重新构筑乡村。埃及的城镇化更像是把乡村搬进城市来。在过程中，进城的农民全然没有斩断乡土的联系，他们仍然与农村关系紧密，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和经济保障仍然是家族。
埃及的幅员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省，因为距离近，城镇化过程中斩断与乡村联系很困难。在中国，从内地农村向沿海大都市的迁徙，动辄要跨越几千公里的旅程。在埃及，农村人进城最多也就是几小时的车程。结果是，埃及超过三分之二人口居住在开罗方圆三小时车程的区域内。开罗人开玩笑地说，城镇化只是把开罗从城市变成大农村。
何伟观察到，埃及最大的悲哀，恰恰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去重新思考女性和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