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界网
作者：吴思伶
投资要点：
中国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排世界第四，但优质炼焦煤资源稀缺，需要进口煤作为重要补充。
资源禀赋的欧美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去煤化”进程，其煤炭消费量随着去煤政策实施而逐年减少，煤炭产业对于其意义更多在于带动就业、促进工业发展以及出口。澳大利亚及俄罗斯作为能源输出大国，煤炭产量超过一半用于出口且连续增长，在全球煤炭需求缩减的大趋势下，煤炭储量丰富的国家将煤炭能源兑现成资本利润的驱动力很大。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美国已超越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炼焦煤进口国，9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炼焦煤.7万吨（环比增20.9％，去年同期未进口美国煤），占全部进口炼焦煤量33.8％，1-9月累计从美国进口炼焦煤.7万吨，同比大增8.7倍。
1.主要逻辑
年10月澳煤暂停通关，距今已经整整一年，一年间我国炼焦煤价格屡创新高，疫情持续扰动下，进口来源国格局也发生较大变化。近日市场传出澳煤开放通关消息，对盘面情绪造成较大扰动。进口煤到底对我国煤炭市场有多大影响？若澳煤持续不放松，哪些国家有潜力取代澳煤？进口量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从炼焦煤进口来源国煤炭资源入手，分析了煤炭出口国政策、国际煤炭供求格局、物流运输及我国煤炭进口政策等影响煤炭进口量的重要因素。
2.炼焦煤进口来源国分析
中国能源结构“富煤贫油少气”，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排世界第四，但优质炼焦煤资源稀缺。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截止年底全国保有查明炼焦煤资源量亿吨，占世界炼焦煤资源量的23％，占全国煤炭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9％。其中经济可采的炼焦煤储量仅有亿吨，仅占炼焦煤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2.85％。在已查明的亿吨炼焦煤资源量中，气煤（不含气肥煤和1/3焦煤）.3亿吨，占已查明资源量的46％，而焦煤、肥煤和瘦煤分别仅占24％、13％和16％，且强粘结性的肥煤和焦煤比较短缺。
年之前，为了出口创汇，我国大量出口煤炭，年之后我国煤炭进口量大幅超越出口量，从煤炭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国。年我国焦炭总产量为4.71亿吨，冶金煤总消费量约在6.27亿吨，国内煤炭原煤总产量为38.44亿吨，其中冶金煤总产量约在5.77亿吨，进口炼焦烟煤总量为0.84亿吨，进口依赖度近15％。年我国炼焦煤进口来源国主要是：澳大利亚、蒙古、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
澳大利亚煤炭资源丰富且主要为露天矿，煤炭产量60％以上用于出口，国内煤炭消费主要用于燃煤发电。由于部分行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中国限制进口澳煤，-21财年澳大利亚冶金煤出口量同比下降3.5％至约1.71亿吨。澳大利亚工业、科学、能源与资源部预计-23财年（年7月至年6月）澳大利亚冶金煤出口量将增至1.86亿吨。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第一的炼焦煤出口国，出口量占全球炼焦煤贸易配额的60％，年前，澳大利亚出口煤炭以炼焦煤为主，11年之后动力煤出口量反超炼焦煤，目前两煤种出口数量差距不大，但炼焦煤出口收益远高于动力煤。澳大利亚煤炭产业集中度高，澳大利亚6大煤炭企业煤炭产量占澳大利亚总产量比例接近50％。
澳大利亚煤炭煤质较好，发热量高，硫（0.3-0.8）、氮含量和灰分（6-10）较低，选煤工艺成熟，品质较为稳定。优越的天然开采条件以及机械化程度较高，使澳大利亚煤炭低开采成本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定优势。加上海运费后澳煤到岸价偏高，高价格使得该焦煤产品辐射半径较小，主要用户均为港口周边的钢厂，有鞍钢、本钢、首钢、唐钢、莱钢等。
加拿大煤炭资源总量为亿吨，在世界排名第五，属于净出口型国家，产量近1/2出口，主要出口国家为韩国、日本、印度和中国。煤炭以露天开采为主，动力煤与炼焦煤各占一半，炼焦煤主要出口，动力煤主要用于其国内发电，近年来消费连续下降，预计年加拿大燃煤电力将基本退出。
俄罗斯煤炭资源储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也是煤炭出口大国，煤炭产量近一半用于出口，其中主要是动力煤。俄罗斯煤炭产业高度垄断，最大的煤炭公司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出口量占总煤炭出口量超80％，主要得益于其在哈巴罗夫斯克州建设的煤炭运输铁路终端，打开向中日韩出口能源的远东通道，也大大便利了中国煤炭进口。俄罗斯煤炭出口长期维持“西重东轻”的格局，出口重心主要放在其西部的欧洲国家，但近年来欧洲煤炭需求不断萎缩，亚洲需求反之上升，促使俄罗斯正在加快铁路、港口等物流设施建设，积极拓展亚太区域煤炭市场，加快煤炭出口向东部转移。今年5-7月俄罗斯也一度成为我国炼焦煤最大进口国，具备进一步加深合作的潜力，但俄罗斯焦煤煤质质量差异较大，国内客户需要适应期寻求最优配煤方案。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煤炭资源储量，近年来随着页岩气技术的改革，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以及能源结构的转变，美国煤炭产量逐年下降。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希望通过扩大煤炭能源的产量提高就业率、推动经济增长。内政部对联邦土地发放新的煤矿开采租约，美国煤炭单井产量不断上升，截至年底，美国煤炭产量连续6年下降的趋势得到彻底扭转。美国能源部预计，美国年的煤炭产量将同比增长15％，创下自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拜登上台后推行新能源新政，国内煤炭消费大幅下降。高产量低需求下，叠加今年推行的一系列出口政策，使得美国煤炭出口量大增，海关总署数据显示，美国已超越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炼焦煤进口国，9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炼焦煤.7万吨（环比增20.9％，去年同期未进口美国煤），占全部进口炼焦煤量33.8％，1-9月累计从美国进口炼焦煤.7万吨，同比大增8.7倍。
蒙古被誉为“煤炭产业中的沙特阿拉伯”，煤炭资源丰富开采条件优越，目前在产矿井90％以上是露天煤矿。蒙古煤矿主要分布在东戈壁和南戈壁，东戈壁靠近二连浩特，以动力煤为主；南戈壁主要为优质冶金煤。中国对蒙古开放的煤炭进口口岸共有4个：位于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口岸、甘其毛都口岸、策克口岸以及位于新疆的塔克什肯口岸，其中只有二连浩特是公路铁路双用口岸，其余均是公路口岸。
甘其毛都为中蒙边境最大的煤炭过境口岸，保有跨境煤炭运输车辆1万余台。蒙古国对华出口的煤炭，有一半以上经该口岸通关，其毗邻的南戈壁省辖区内的塔本陶勒盖煤田含煤面积km2，已探明储量64亿吨，其中主焦煤18.8亿吨，煤种主要为优质焦煤、肥焦煤、气煤等，原煤出焦率达60％以上。塔本陶勒盖煤矿距甘其毛都口岸仅km，进口蒙古国煤炭主要供给北方地区钢铁企业，销往酒泉、唐山、太原、石家庄、包头等地。
蒙古焦煤低灰、低硫，但挥发分偏高，热强度较差，在洗煤和焦化企业的配煤中能够起到降灰降硫的作用，掺配后产生间接经济效益，但作为结构性主焦，与国内优质焦煤及澳煤仍有一定的差异。
蒙古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煤炭，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也成为蒙古最主要的外来投资国，双方高层高度重视双边贸易合作。今年疫情频繁扰动蒙煤进口，中蒙高层多次举行会谈，9月中蒙政府间委员会举行在线会议，讨论增加由主要口岸的过货量，以实现中蒙双边贸易额亿美元的目标。会议后甘其毛都通关车辆显著增加，屡创今年新高，且后期有望回升至车每天。
3.影响炼焦煤进口量的因素
影响我国焦煤进口量的因素主要有：煤炭出口国政权变更及政策变化影响其煤炭产量、国际煤炭市场供求关系、运费造成的内外价差以及我国煤炭进口政策。
资源禀赋的欧美发达国家正在加速“去煤化”进程，其煤炭消费量随着去煤政策实施而逐年减少，煤炭产业对于其意义更多在于带动就业、促进工业发展以及出口。澳大利亚及俄罗斯作为能源输出大国，煤炭产量超过一半用于出口且连续增长，在全球煤炭需求缩减的大趋势下，煤炭储量丰富的国家将煤炭能源兑现成资本利润的驱动力很大。而另一些资源大国如加拿大和美国，由于其长期施行“去煤化”的能源政策，国内煤矿大量关闭，出口量也随着国内煤炭产量缩减，总产能大幅缩水，导致国际煤价高涨时并不能迅速恢复生产。
对于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工业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来说，煤炭消费正随着去煤政策逐年下降，但进口依存度将越来越高。韩国为世界第五大煤炭消费国，据英国BP公司数据，年韩国煤炭消费总量为亿焦耳，90％以上依赖进口。根据IEA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推算，到年，韩国煤炭将全部来自进口。预计在可预见的10年内，亚洲仍将是煤炭消费的主力。
对资源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如蒙古国来说，煤炭已成为其最大的支柱产业，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人口就业等都需要依赖煤炭出口拉动，在可预见的10年内，蒙古国仍将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并促进出口。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长期大量的需求以及两国综合影响因素来看，煤炭贸易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双边贸易的重要部分，为推动双边贸易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煤炭出口国的政权更迭也是影响其煤炭产量及出口量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政时，大力推行新能源政策，煤炭产业一蹶不振，煤炭产量也连年下降。特朗普上台后重振煤炭工业，煤炭产量触底回升。年美国煤炭产量同比大增，且积极推动出口，使得美国成为近两月中国第一大炼焦煤进口。蒙古国面临4年一次的政权变更，不同政党对于煤炭产业支持力度、海外投资信任度以及中蒙双方外交关系处理上都存在差异，进而影响我国在蒙古国的煤炭投资进度以及两国煤炭贸易往来。相对来说，俄罗斯国内政局稳定，并且中俄是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能源贸易存在深入合作潜力。
我国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资源和消费布局的矛盾导致我国形成“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大的运输格局。煤炭需要经过长距离的铁路、水路运输才能到达消费地，运力紧张、物流成本过高，导致海运进来的进口煤在沿海地区更有优势。
我国煤炭运输成本包括汽车短倒、铁路运费、海运费、港口运杂费、装卸费、检验费、保险费、护路费等各项费用，西部的煤炭经铁路运输至北方沿海港口，再经水路运达南方消费地区的物流费用会接近甚至超过煤价本身。国际煤炭离岸（FOB）价格中，40％为纯开采成本，60％为运费。出海后，海运费用占到国际煤炭价格的10％至50％。因此，煤炭资源成本仅占煤炭海运贸易价格的10％至20％，剩下的都是流通费用。
若运费低廉，进口煤低开采成本则在国内煤炭市场体现出更大的优势，以甘其毛都口岸为例，甘其毛都口岸距渤海湾港口群直线距离~0km，蒙煤进口价格低于渤海湾港口群平均每吨约~元时，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再如年疫情下运费大幅降低，一些山西焦企远距离购买澳煤比采购山西本地焦煤更具性价比。
在国际煤炭供求关系及内外价差等市场因素之外，对进口煤数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相当于“最后一道关卡”的煤炭进口政策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煤炭进口政策随着国际贸易格局及国内煤炭供求关系进行调整。
年之前，我国煤炭产业粗放型发展，国内煤炭供大于求，此阶段实行以出口退税、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出口导向政策；04年-09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煤炭供不应求且考虑到煤炭资源枯竭期，煤炭进出口政策转向控制出口，刺激进口，10年我国也从煤炭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10年后，我国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对煤炭进口从数量管理转向质量管理，15年实行《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大量劣质进口煤再难入关。18年开始实行煤炭进口总量平控政策，各地海关多按季度额度控制进口节奏，对进口煤炭进行精细化管控。20年10月，我国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此前澳煤进口份额占比接近1/3，此举对国内煤炭市场造成较大影响。今年以来国内煤炭缺口较大，国家也相应放松了煤炭进口政策，如今年6月江苏、浙江、福建等海关陆续放松进口煤通关限制，通知6月底之前到货进口煤可以不计入全年额度，我国进口煤数量开始出现较大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