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财富总量指标区分了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以及无形资本。由于数据收集的范围广，采集工作是相当繁琐的，所以财富总值估计只有每五年公布一次。
在最新的题为《国家的资本在哪里？为21世纪衡量资本》的报告中，世界银行明确指出，单独依赖GDP会导致国民财富测量扭曲。具体来说，它的结论是，“在所有国家，无形资本到目前为止是最大份额的财富”，而且“在贫穷国家，自然资本比生产资本更重要”，从而建议，妥善管理自然资源应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那些国家中最贫穷的家庭通常是最依赖这些资源的”。
在一个提示性模拟中，该报告推断，如果资源依赖型经济体，把在-年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自然资源的同等价值一直投资的话，可能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整体财富。举例来说，一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如尼日利亚，可能有生产资本五倍多的存货。同样，委内瑞拉可能有生产资本的四倍。在人均GDP方面，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蓬等所有富含石油的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与当代韩国相媲美的一个生产资本水平。
也许最有名的在国民经济核算领域挑战GDP霸权的尝试，是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做出的，当时它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基本假设是，人民“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人们享受长久、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相对于GDP，人类发展指数“强调充足而不是饱足，”把国民收入扩大看作促进人类发展的手段，而不是以自身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必须由另外的两个维度加以补充：健康和教育。认识到低收入人群通常满足于基本需求，而高收入者会花费大笔资金在奢侈品部分，HDI使用人均GDP的压缩版本，是考虑到高收人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减退，其增加高于人均GDP世界中间值的分量很少。
印度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项理论，强调个人的能力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项理论在HDI的方法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并非森一人，《人类发展报告》的第一科学主管、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赫布ト乌哈克，是森在剑桥大学的老熟人，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回忆，“在剑桥大学，我们很多教授建议，假如一个国家能够增加GDP，那么所有的好东西都会随之而来。但在马赫布ト和我看来，那是错的。”他们的论点不是反对GDP本身，而是反对“只依赖GDP"的主流方法。
大约40年后的年，当哈克请求森帮助他设计HD1的公式时，森有退缩的想法：“我告诉马赫布ト，在一个数字里捕捉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是庸俗的，就像GDP是庸俗的一样。”但马赫布ト再给他打“阿马蒂亚，你完全正确。我想要你做的是，创造一个像GDP一样庸俗的指数，但与我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
人类发展指数自创立以来，已被学者、*府间的机构和国际捐助者广泛使用，龙其是在世界上不太富裕的国家。然而，它没有在决策层取得重大进展，更不用说取代GDP。在有些人看来，这个指数采用社会一经济指标，但又排除*治自由和人权的测量，提供了对人类发展歪曲的理解。
多年来，这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其中包括这样的事实：年，阿拉伯之春的人民起义席卷了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这三个国家以近似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得分，一直排在非洲大陆的前端。HDI也被认为对较富裕的国家没有多大的用处，因为他们的分数几乎没有区别。的确，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具有普遍的成人读写能力，而且收入水平的转变过程实质上是补偿他们的人均GDP数据。
另外，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策制定者都批评HDI，因为它一直将美国排名低于一些欧洲国家，从而使人对“星条旗”发展模式产生怀疑。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驳斥说：“按照HDI，斯堪的纳维亚名列前茅，因为HDI基本上是测量你的国家是怎样斯堪的纳维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HDI已经被多次修改，并自年起推出了新的不平等一调整分数，假设表示“人类发展的实际水平”，而原来的HDI被视为“如果没有不平等，是可以实现的潜在的人类发展指标”。在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推出了“可持续”HDI的想法，将后代的人类发展费用考虑了进来。森本人也认识到，和当年HDI开发时相比，现在有更好的调査数据。
此外，与社会和环境现象相关的问题，比如迁移、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变得更加紧迫。因此，为了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蓝图，使国民经济核算更适合应对新的挑战，森接受了邀请，成为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在年，应当时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要求成立的。虽然该团体给自己起了个“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委员会”的复杂名字，但它的实际目的是确定可供选择的衡量指标，让决策者能够用来代替GDP。
该委员会在最后的报告中建议，扩大由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信息的范国，以便包括健康、教育、*治参与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和不安全感的测量。它不至于说统计学家也应该衡量幸福，但它评述“福祉的客观和主观的规模都是重要的”，并且应该进行具体的调査，捕捉人们对生活的评价。关于可持续性的测量，委员会主张将气候变化有关现象的物理指标与转换所有自然资产为等值货币的传统经济模式相结合。
尽管如此，他们承认这样的“货币化”方法有“几种局限性，最重要的是缺乏许多以资产估值为基准的市场”。而且，即使“有市场价值，也不能保证它们充分反映不同资产如何与未来福祉有关系”。
总之，该委员会提醒，要警惕把所有这些测量组合成单一总数的诱惑。相反，它提出“仪表盘”的概念，并用一个汽车司机的比喻来说明它。GDP是个单一的刻度盘，它告知你走得多快。但任何一个理性的驾驶员都会想知道还剩多少燃料、汽车还能走多远，以及到目前为止所走的总里程。车辆当前速度和汽油剩余量加起来组成一个单一数字的仪表，不会对驾驶员有任何帮助。这两个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显示在不同的、清晰可见的仪表盘区域。
紧接着根据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年公布了《生活如何？》的报告，